时间：2022-08-17 来源： 作者： 点击：10695次
近期，澎湃新闻走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下称基金会）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于1997年发起设立并领导的、在民政部注册的全国性、公募型基金会。成立至今，基金会旨在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开展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
2000年基金会策划并承办了第一届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目前论坛已连续举办22年，成为中国政府与跨国企业、国际组织及学术界对话的平台。此外，作为智库型基金会，我们围绕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和战略性议题开展专题研究。2004年开始，先后开展了《中国发展报告》等重大研究项目。多年来，基金会已有多部报告获得国内外重要奖项，并有许多报告获得中央领导的批示，为政府部门的决策提供了重要的咨询参考。
追求公平的人类发展始终是基金会的工作重点，儿童早期发展是消除贫困的重要途径，深入贫困地区农村开展社会试验，为政府提供基于证据的决策依据，是基金会工作的重要目标。在其旗舰报告之一《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中，基金会关于扶贫贫困县标准问题的建议很快被高层所采纳。基金会针对贫困问题深挖，2008年向高层提交了关于提高农村儿童营养餐的建议，在2011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得到反馈，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农村学生营养问题列入党中央的文件。
采访：樊盛涛 视频拍摄、剪辑：权义 调色：江勇 包装：周毅(04:21)
作为中国的研究型、智库型基金会，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在推进改革进程中做了哪些工作？有哪些认识和体会？在新发展阶段，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有哪些思考？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专访了基金会原副理事长卢迈。
卢迈生于1947年，1998年加入基金会，先后任副秘书长、秘书长，2017年起担任副理事长。卢迈长期关注中国的社会公平与儿童发展问题，在他的推动下基金会在贫困地区开展一系列围绕儿童早期发展的社会试验，如2007年发起的贫困地区寄宿制小学学生营养改善项目（2011年国家“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正式落地成为国家政策）、“一村一园”项目、“慧育中国”项目等。
据卢迈介绍，基金会围绕着农村儿童的教育、营养健康及儿童保护，在全国30多个县落地了10余个试点项目，帮助近30万在村的孩子在山村幼儿园接受了学前教育，1万多个孩子接受了0-3岁早期养育的社会干预。
“到现在为止，我们围绕着农村儿童养育开展了一系列社会实验，效果还是可以的。如果他们的未来能有改善，这也是让人欣慰的。”卢迈说。
澎湃新闻：基金会的成立背景和主要业务分别是什么？
卢迈：基金会是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老领导薛暮桥、马洪他们发起，经过朱镕基总理的批示，在1997年注册的。1998年我被任命为基金会副秘书长。
这些年基金会在四个领域里，都取得了一些成绩。第一是国际对话，第二是高端培训，第三是政策研究，第四是社会试验。我们的宗旨是支持政策研究，促进科学决策，服务中国发展。
我认为基金会的特点在于“能上能下”。一方面我们背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这棵大树，有一定的渠道优势和研究能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委托基金会来承办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组织国际会议也是我们的强项。另一方面，基金会是社会公益组织，所有经费都来自企业和个人的捐赠。公众的捐赠就是信任，每一笔支出我们都必须对捐赠人负责，也都要用好，我们选择中国社会公平问题，长期在全国各地包括许多偏远农村开展社会实验。
基金会是一个有研究能力的智库型基金会，我们的报告得到了领导人多次批示；我们也是一个有行动能力的基金会，我们办国际会议、国际培训班，组织活动，还在全国30多个县开展社会实验。我对基金会工作人员的要求是“下得去、写得出、能协调”，这既是基金会对人才的要求，也体现了我们作为“智库型基金会”不同于单纯的组织会议型智库或者研究型智库的独特之处。
澎湃新闻：基金会目前聚焦于哪些研究？
卢迈：基金会在成立以后，首先开展的项目是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主要形式是国际高端对话，这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领导，当时在1999年委托基金会开展的第一个项目。在这之后我们开展了一系列培训，以及政策研究。最开始我们研究的是公共预算，我们认为从公共预算入手，可以推动政府的改革，使政府更加透明、高效、负责。
我们当时做了两个方面工作，一方面是政府的绩效评价，另一方面是参与式预算，都取得了比较好的结果。大规模的研究工作开始于2004年，我们和UND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合作撰写中国人类发展报告，在那一份报告中提出了社会公平问题。从那以后中国发展报告，作为基金会的一个旗舰产品，成为了发挥政策影响力的一个重要途径。
在《中国发展报告2007：在发展中消除贫困》中，我们对于贫困县的扶贫标准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很快被（决策层）所采纳了。后边我们对城市化、社会福利体系、农村发展、人口问题等议题都做了研究，并提出了政策建议，其中不少也被政府采用了。
同时，我们也开展培训。从一开始做公共预算项目，我们就编制了公共预算手册，为了给全国人大代表和地方人大代表普及公共预算知识，让他们能够代表人民看好“钱袋子”，后来我们还做了二版、三版。我觉得这项工作还是有意义的。
除了研究和培训以外，还要有政策方面的倡导。2006年底，我们在做《中国发展报告2007》时考虑最好的做法还是通过社会试验拿出依据来。过去，陈云同志在讲改革的时候，指出改革要摸着石头过河，要开展试点。“摸石头”就是通过试点取得相关的信息，取得经验，最后形成政策。这也是中国决策的一个特点。
我们在从2006年底开始调查，2007年开展贫困地区寄宿制学校学生营养改善项目的试点，2011年“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成为国家的政策，由国家财政出资一直施行到现在，共有4000万的学生受益，每年都能够享受到国家的营养餐补助，这是能够看到结果的一个很好的项目。此后，我们还开展了儿童早期发展相关的项目，包括0-3岁的早期养育的“慧育中国”项目。
到现在为止，我们围绕着农村儿童的教育、营养健康、儿童保护三个方面，开展了10余个试点项目，在全国30多个县进行推广。如果我们的做法能够成为国家政策，为农村儿童发展带来切实好处那是最好不过的。再不济，我们把人们捐赠的善款用到了农村，现在超过30万的孩子在我们项目里接受了学前教育，1万多个孩子得到了科学的早期养育，他们的未来能有改善，这也是让人欣慰的。
这些年和有关部门打交道，能够深深地感受到不少积极有为的官员。我们同他们打交道非常痛快，包括教育部、卫健委（等部门）。但是现在仍有人以城市为管理的重点，以所在的系统为他们的地盘，这种糟糕的观念仍然存在。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要想真正地发挥政策影响力，还需要和各方打交道，有些方面还是要依靠社会力量、舆论力量，才能够克服这些官僚主义的东西，把真正的重点关注到那些最需要的人。
澎湃新闻：基金会已经开展了多项社会试验，您对哪一项社会试验印象最为深刻？这些社会试验（下同），在后期是否会面临一个可持续发展问题？在有些地区，地方财政一旦出现困难，是否会对这些社会实验产生影响？
卢迈：基金会开展的社会实验最成功的是校餐项目，就是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2006年我们在做调查的时候，观察到的现象让人很痛心。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的孩子，他们住在学校，每周每个人带大米、黄豆到学校，学校没有食堂，只有伙房，这些孩子不管多大年纪，自己把饭盒放上米、水、黄豆和盐，然后去蒸，孩子们中午主要吃这个，年年如此。
西北的情况就更糟糕，孩子带馒头作为餐食。馒头发霉了，把发霉的部分剥掉继续吃，学校只管给点热开水，这种情况非常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现在家校的距离半径越来越大，学生要走的路越来越远，不像原来都在村里，中午就回家吃饭了，学校又不管饭，有些地方食堂还承包给企业，缺乏监管。
基于这些观察结果，我们在两个县开展了试点，有2000个孩子参与，我们建了食堂并给予补助，最开始的补助标准是2.5元，后来提高到5元。在这个试点中，有500个学生作为对照组，我们是分给他们鞋和书包，每个孩子获得补助的数目相等。我们希望借此评估出两种补助方式哪种对孩子最有利。
中国疾控中心陈春明教授的团队参与整个项目的效果评估工作，监测数据显示，营养干预的效果非常明显，孩子的身高在一年中多增长了1.3公分，在60米折返跑时，他们速度变得更快，而且肺活量增大。
当时我记得陈春明院长看到孩子肺活量数据的时候非常高兴，因为这体现了这个孩子身体素质的变化。其实肉眼可以看到，吃了饭的孩子他在课间很积极，很活泼，而对照组的孩子虽然领了衣服和鞋，但是他都是蔫的，状态并不好，饿着肚子不会活动。
一年以后，我们的评估报告通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送给中央领导。总理、副总理都批示了, 后来相关的建议也送到了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写作起草组。在会上，代表们看了我们的建议以后，一致决定在决议里应该写上儿童营养问题。这是农村改革发展历程中第一次把改善农村学生的营养状况写入了决议。
当然政策的实施有一个过程，国家增加了支出，但是这些钱并没有真的转化成公共服务。有的地方，像广西，把钱分发给了家庭，是用了这样最懒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家长拿到了钱，他们表面上表示平常在家是给孩子用于营养改善，但实际上这笔钱家里有很多其他用途，孩子的健康营养不一定是最紧迫的。在家长的观念里，现在有白米饭吃已经不错了。
我们经过两次评估，把地方发生的情况反映上去，最后引起了社会关注，舆论关注。2011年，中央决定，要在680个县开展贫困地营养改善试点，国家给予补助。按世界银行的评估，这个项目在这么短时间内能够实施下去，取得一定效果是不容易的。我们在这个过程里也看到了中国的动员能力、组织能力。十几万所学校建食堂，雇炊事员，给孩子们提供热饭菜，我国在改善儿童营养的进程上，取得了很大进展。
这个事情发展的逻辑是作为非营利组织的基金会牵头联系各方，促进了科学决策。政府一旦决策下来，在执行方面，我们又有一些监测和评估手段，我们建立了阳光校餐数据平台，可以用信息化手段来随时观测他们的校餐情况。
其他的项目也是如此。山村幼儿园的项目，今年已经是第十三年。他们在中考中所显示的成绩，上高中的比例，上了公办园的孩子是没上过乡村幼儿园的三倍，今年这批孩子参加高考。青海乐都，我们最早开展山村幼儿园项目试点，当年只有一半的村子，我们帮助建设了山村幼儿园，还有一半的村子，当时因经费不足没有开展试点。有约800多个孩子上了我们的乡村幼儿园，有600多个在村里的孩子没有上。在他们中考时已经看出两者的差别，上了乡村幼儿园的孩子和县城公办园的孩子还有一点差别，但差别不大，但是他们的情况都比没上幼儿园的要好很多。
现在，在村一级的一些地方尤其是贫困地区，仍缺乏条件来办学前教育，这仍然是我们现在觉得很遗憾的地方。总之，看见变化就让人高兴，能变成政策，影响范围就广。
总体上说，社会力量，公众捐赠或者基金会的力量都是有限的。我们一般的试点是和地方政府签订三年的合同，合同到期以后，需要地方政府接手。仅学前教育这一部分，地方政府接手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像青海乐都，我们三年以后地方政府接手一半，然后我们逐步退出。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对学前教育有补助政策。然地方政府财力有限，尤其是贫困地区的财政状况较差，欠的债很多，要他们完全承担这笔财政支出，有时会比较难，需要中央政府的财政支持。
其中比较突出的就是0~3岁的早期养育，我们叫慧育中国项目。到现在为止，地方政府完全接手的，只有两个县，其他的大部分地方，我们现在还要通过社会力量要来支持。
澎湃新闻：作为社会组织，疫情以来基金会为助推社会发展或者帮扶弱势群体都做了哪些工作？
卢迈：基金会是一个研究性质的基金会，所以研究是我们的职责。为了帮助政策的制定和中国经验的传播，我们和清华大学的公共管理学院共同做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指南》，把当时的防疫经验做了总结，希望向非洲等地传播，让这些国家不走“弯路”。
2020年，国内疫情稍微稳定，学校处于开学之际，我们开展了阳光校餐培训，希望所有的学校食堂要注意防疫的要求，也要满足孩子们营养健康的需要。只有孩子们的身体好了，抗疫的能力就更强一些。如果这些做得不好，可能会传播疫情。所以我们做了几轮培训，每次培训都有好几千厨房的炊事人员，管理人员来参加。
除了这些“软的”帮助，我们也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第一个是支援贫困地区抗疫。疫情以来，我们了解到我们开展试点的30多个县情况并不是太好，其中有一个县N95口罩只剩了几十个。
除了医院和防疫人员需要防疫物资，其他很多人也有需求，后来我们赶快筹集，当时是通过跨国公司去采购，最早的一批是从德国寄回，这是疫情后，我们第一批寄到贫困地区的物资。国内这方面的情况很快就好转了，欧美的疫情情况又严重了，我们决定给意大利提供帮助。意大利对中国一直比较友好，在公益领域和基金会也有合作，所以我个人写信询问意大利前总理罗马诺·普罗迪，他马上表示他们很需要这些物资，我们组织了捐赠采购，从中国往外运输。
意大利驻华大使到基金会来接受这批物资，这些物资都装上飞机运到意大利去。有些物资可能并没有多大的作用，但是它代表了一种心意。另外我们给这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参会的学者朋友也寄了N95口罩，以及一般的防护口罩，希望对他们有帮助。
在公益领域，香港的慈善历来做得不错，内地有灾害时他们都来支持。今年香港的疫情又严重起来，我们就向跨国公司提出资助建议，很快筹到了300万资金，采购了相应的抗疫物资、药物以及食品，通过原证监会顾问、香港大律师梁定邦先生联系香港的两家公益组织，我们和这些朋友一起想办法把物资送过去。300万的物资不多，但是我们采购了低收入群体需要的物品，像莲花清瘟、测试盒，还有一些食品。香港公益组织在物资分发上做得不错，大家排着长队有秩序地来领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学习和借鉴了香港非营利组织的工作经验。
